权臣不得善终的问题困扰了中国古代一千多年。 朱元璋会因为胡惟庸请军官吃饭而认为他谋反。 赵王却会因为廉颇和蔺相如关系好而觉得于国有大利。 这种思维的转变是怎么来的呢？
先说规矩
汉武帝之前，帝国的权力格局是这样的：
皇帝掌握立法权和监督权。宰相掌握行政权，宰相府就是中央政府。
打个现代的比方。想象这样一个美国：众议院议长掌握立法权，顺便监督行政。白宫只管行政，总统不能跑进议会讨论，只能执行议会表决后的结果。议长也不插手白宫的日常事务。二者边界清晰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议长就是皇帝，白宫就是宰相。
皇帝的意志怎么实现？任命宰相，向宰相下达敕令，宰相去执行。皇帝自己不下场。
宰相干得不好怎么办？换掉。但换人要给出信服的理由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因为这期间的冲突，是皇帝行使监督权产生的冲突，不是两个人抢行政权产生的冲突。监督者对执行者说“你不行，换人”，是一回事；两个执行者抢同一块地盘，是另一回事。性质完全不同。
武帝之前，宰相从不会单纯因为皇帝的忌惮而被弄死。李斯是死了，可他是被赵高弄死的，不是皇帝在权力斗争中杀宰相。
这个规矩再往上追，周代就有。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礼乐不是晚宴礼仪，那就是周朝的宪法。征伐就是宣战权，和现代国家的宣战权归议会一个道理。天子管立法，行政交给卿相。立法者不直接行政，这是从周代传下来的老规矩。
内相登场
汉武帝坏规矩，是从一个很具体的困局开始的。
他换不掉宰相。宰相是太后任命的。
窦太后的人当着宰相，武帝的意志落不下去。按老规矩，他可以行使监督权，给出理由换人。可宰相背后是太后，这条路走不通。
换不掉，就另起一套人马来分权。尚书、侍中、给事中，这些皇帝身边的近臣组成了内朝。这就是内相。
还是用美国的比方：议长为了自己工作方便，私设了一个“议长办公室”。议长办公室的工作内容，居然和白宫重叠！
内相和外相，是两种权力
先把话说明白：外相的相权，就是独立的行政权。内相没有自己的权力，他实际上是代行皇权。
外相的权力，是皇帝授予之后独立行使的。相府是正式机构，丞相有正式官衔，行政权在制度轨道上运转。权力一旦授出，就是他的。皇帝想收回？得走程序，得给出信服的理由。
内相的权力，是皇帝开心了赏你的。这份权力从来不属于他，他只是替皇帝办事的手，他行使的每一分权力，都是皇权本身，他不过代行而已。皇帝开心，你就有权；不开心，随时收走。这不叫“授”，这叫“赏”。而且授予没有边界。
外相的授权，有边界。边界就是：只有行政权，没有立法权。总统能参与议会讨论吗？不能！他只能执行议会表决后的结果。法律怎么定、定成什么样，外相插不上嘴。他干得再好，也只是个执行者。
内相的授权，没有边界。代行皇权，皇权有多大，他的手就能伸多长：既可以攫取行政权，也可以窃取皇权本身。今天赏你起草诏书，明天就能赏你出纳王命，后天废立皇帝，也不过是代行皇权的一次正常发挥。霍光能废皇帝，靠的哪里是行政权？那是皇权本身的延伸。
一句话：外相独享行政权，内相和皇帝分享皇权。
回到美国的比方，这个区别就是几条腿的区别。
外相就像白宫只有一条腿：行政。总统不能参与议会讨论。
内相就好像议长办公室（现实没有，只是理论上的），它有两条腿：作为议长的私人代表，它能参与议会讨论；同时，它的人入驻白宫建筑干活。立法权和行政权，被它同时踩在脚下。
两条腿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议长办公室可以用议长的立法权给自己授权，再用白宫的行政资源把授权变成既成事实。整个流程里，要摆平的只有议长一个人。
这就是内相。这就是汉武帝发明的东西。
裁判下场
武帝之前，宰相的工作能力是第一位的。萧何、曹参、周勃，个个能镇住场面。
武帝之后，忠诚是第一位的。
因为内相的本色就是忠诚。内相是皇帝的触手，不需要能力强，棘手的费脑子的活，外相已经干过了。触手只要一条：听话。
武帝朝前后十几位丞相，善终者寥寥。李蔡自杀，赵周下狱死，公孙贺拜相时痛哭流涕不肯接印，最后还是死在狱里，刘屈氂腰斩。皇帝要的不再是能治理帝国的人，而是一枚不添乱的图章。
皇帝自己呢？他下场了。
按老规矩，皇帝约束臣下的办法是立法：立规矩，监督执行，不行就换人。
按美国的制度，议会对总统不满意了，可以弹劾。这就是监督权的正确用法：用程序换人。但议会再不满意，也不会自己去包揽行政——监督者一旦下场抢执行权，监督本身就没有了。
汉武帝干的就是后一件事。皇帝亲自抓行政，裁判变成了运动员。运动员不会给自己立规则。于是“用立法权约束行政”的思路被整体抛弃，换成了“争夺行政权来约束臣下”。
皇帝本来就不应该参与行政。这个道理，从汉武帝带歪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皇帝看出来了。后面的几百个皇帝，都积极地参与行政。
权臣为什么不得善终
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。
总统会威胁议长的地位吗？不会。哪怕两人吵得面红耳赤，也不会想到要物理消灭对方。因为这是两个有独立权力基础的角色，各有各的合法性来源，冲突再大也有程序可走。
但议长办公室里的某个能人，是真的可能让议长觉得：此人控制不住，不如除掉。
因为这个能人的权力完全派生自议长个人。办公室是议长私设的，没有独立合法性。议长对他没有任何制度性的约束手段，你不能弹劾自己家的秘书，剩下的选项只有物理消灭。
外相就是总统，内相就是那个能人。
霍光以内相身份掌权，废立皇帝，权倾天下。他一死，全家族诛。此后东汉的外戚宦官，魏晋的权臣，轮流上演同一个剧本。不是皇帝一代比一代残暴，是内相的权力结构里，冲突本来就没有和平出口。
武帝之后，皇帝和宰相必有一个认怂。皇帝强，则宰相沦为傀儡；宰相强，则皇帝沦为傀儡。
武帝之前不是这样。春秋战国，国君和宰相可以同时强势。管仲相齐，齐桓公照样称霸。廉颇掌军，蔺相如为相，将相和，赵国兴盛，赵王乐得坐享其成。因为那时候权力合法性是多源的，将相各有独立根基，他们联合起来干活不威胁王位。
阿斗的运气
整个帝制史上，武帝之后把老规矩捡回来的只有一例：诸葛亮和阿斗。
诸葛亮开府治事，总领全国军政。这不是专权，这就是丞相的本职工作，外相的规矩。阿斗那边，“政由葛氏，祭则寡人”，自己只管祭祀。皇帝忍住不用内相，外相守住行政边界，互不侵犯，于是成了君臣典范。
有人说诸葛亮权倾朝野，和鳌拜无异。单看权力实态，确实差不多。但诸葛亮不是鳌拜，因为阿斗不是康熙。刘禅手里握着最终的人事权和裁决权：诸葛亮死后，一个叫李邈的跳出来把诸葛亮比作权臣，暗示该清算，刘禅直接把他砍了。阿斗用皇权宣告：这条路线不容挑战。
没有阿斗，诸葛亮就是鳌拜。阿斗是诸葛亮权力合法化的必要条件。这对君臣是彼此成就的，缺了哪一方都不成立。
可惜，后面的皇帝再也没有阿斗的运气。
外相没了
到了隋唐，外相直接被撤销了。
三省六部制，中书出令，门下封驳，尚书执行。这三省长官，全是过去的内相，被外相化了。
用美国的比方：白宫被废除了。然后，议长办公室的人入驻白宫建筑群干活。
门牌换了，官署是正式的了，官衔俸禄都齐了。但权力派生自皇帝的逻辑没有变，他们每天早上还是先给议长打电话请示。
更糟的是，内相一旦常态化，就再也没有“忍住不用”的选项。外相时代，皇帝还可以像阿斗那样克制。现在满朝都是内相谱系，皇帝就是想甩手也不行，制度迫使他们和内相斗个你死我活。唐后期宦官掌枢密，废立皇帝如儿戏。内相的权力，大到可以直接决定议长的人选了。
朱元璋的悖论
一千多年的君相内耗，最后由朱元璋来了结。
他看到了病根：皇权和相权斗了一千多年，没完没了。于是干脆废掉中书省，撤了丞相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。
皇帝兼任宰相。千古一绝。
可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。要避免内斗，根本是让二者的权力不冲突，而不是一定要谁压过谁。
老规矩的精髓，是立法和行政分开，用立法去约束行政。皇帝掌握立法权，就可以约束宰相：宰相的行政权不是无限的，是受制约的。规矩可以改，人可以换，权力始终关在笼子里。
皇帝自己去管行政，麻烦就来了。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于一身，就不可能再用立法权去约束行政权——没有人能立法约束自己。
如果皇帝本人能百分之百行使行政权，那还好说，权力至少握在一个不会和自己作对的人手里。问题是他做不到。皇帝精力有限，行政是庞大而琐碎的活，一个人扛不下来，必须分权——分给内阁大学士，分给司礼监太监。
分权出去的内相，掌握的是不受立法权制约的行政权。皇帝不会立法限制自己，自然也不会立法限制自己分出去的人。
这种行政权一旦和皇帝冲突，没有任何制度出口，只能你死我活地权斗。张居正权倾朝野，死后照样被抄家清算；魏忠贤号称九千岁，新君登基三个月就收拾干净。不是明朝皇帝特别狠，是这场斗局里本来就没有第二种出局方式。
朱元璋废了外相，内相以更私属的形态全面接管。立法权彻底沦为行政的附庸。
回到将相和
现在回到开头的对比。
胡惟庸在家请军官吃饭，成了谋反的头号罪证。因为在帝制晚期，将和相一旦联手，就等于同时踩住了两条船，皇帝的身家性命立刻悬了。他不可能容忍。
而在战国，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，是千古美谈。赵王听说二人和好，觉得于国有大利。因为那个时代，“国君管立法，宰相管行政”的规矩立着，将相各有独立根基，他们的联合只能让国家更强，王位稳稳的。
同一件事，一边是国家大幸，一边是灭门重罪。
区别不在人心，在制度。汉武帝坏掉的，不是“任用近臣”这样的小节，而是“立法权约束行政权”这条老规矩。规矩一坏，皇帝下场抢行政权，内相踩住两条船，皇帝和权臣之间，就再也没有和平相处的制度空间。
从此，将相和不再是美谈。
权臣，再无善终。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