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公司、学校到学术圈，不少中国人面对洋人，腰是弯的。他们把洋人的认可当成唯一真实的认可：洋人夸一句，才算真的夸；洋人批评一句，立刻自我怀疑；同胞的夸奖，反倒不作数。
我管这叫小妾心态：要的不是平等交流，是临幸。
几个标本
DeepSeek，论文只发 arXiv，开源只对英文世界。我在他们开源页面提意见，得到的回复是：不用英文，洋人看不懂。
阿里千问更进一层。中文页面只字不提怎么获取开源成果，英文页面倒有手把手教程，教你下载权重、自己训练。我在他们 GitHub 仓库里用中文讨论，直接被英文回复：不欢迎任何中文讨论。
Manus，在北京开发布会，全程英语。官网全英文且拒绝中国 IP，高管明说没有中文版计划，总部随后迁去新加坡。后来卖给 Meta，官方声明说，被收购是对我们工作的”认可”——这笔交易在 2026 年 4 月被监管部门依法叫停，Manus 恢复了独立运营。渴望册封的，连册封都没能完成。
长城魏建军，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的当下，还在年会上说”距离那些优秀的公司差距还非常大”，要”谦虚地向欧美日韩学习”。
学校也没闲着。到现在还有大量学校搞全英文授课，连数学课都用英语上。老师累，学生累，但看表演的很开心。这个怪现象，后面单独拆。
对照组也有三个。
龙芯，中文文档是权威版本，英文版是”为了方便不懂汉语的人”的翻译。洋人批评英文文档更新不足，龙芯不接这个茬：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优先级问题。
德国大众，ID 系列被德国人批评”优先中国市场”。大众没装死，立刻调整。改没改好是能力问题，改不改是态度问题。
中国空间站，操作界面全是汉字。外国宇航员想上去，先学汉语。西方媒体骂”不国际化”，国内也有一群人跟着骂”不合群”，甚至阴阳怪气说”设计人员英语不行”。
分界线不在用不用英文
用英文本身没有错。美国公司英文优先，没人说它崇英；法国公司法文优先，德国公司德文优先。母语优先，外加通用语红利，这是国际通行的默认规则。龙芯中文优先，逻辑上和苹果英文优先完全对称。
分界线在三个问题上：
- 把外部认可当不当成唯一认可；
- 把本国用户当不当成二等受众；
- 被本国用户批评之后，是调整优先级，还是拿”洋人看不懂”来辩护。
三条全中的，被批评就不冤。
大众被批评后改了，所以它顶多是能力问题。DeepSeek 说”洋人看不懂”，是把解释框架外包了——”洋人看不看得懂”是必须解决的问题，”中国人看不看得懂”就不配优先。阿里那句”不欢迎任何中文讨论”，则是从”让你等翻译”升级成”让你闭嘴”。这已经不是优先级倒置，是投名状：为了向中心表忠，主动清理母语社区。
小妾想争的其实是册封
小妾心态这个说法，其实还不够准确。
小妾争宠是被动的，等的是临幸。DeepSeek 们不是被动等，是主动抢——抢的是中心席位。更准确的诊断叫”中心承认焦虑”：边缘者想被中心册封，于是把中心的标准内化成自己的最高标准。
而”洋人之下我第一”是一种依附性优越感。它的等级是：洋人 > 我 > 同胞。我不要爬到洋人头上，我要的是在洋人之下当第一，在同胞之上当例外。当年的买办就是这么吃饭的。这种自傲是借来的，所以它脆弱，需要不断确认”洋人还在看我”，甚至需要比洋人更积极地排斥中文，来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个圈子。
阿里那句”不欢迎任何中文讨论”，就是这个心理的完整标本。
友邦惊诧论，九十五年没变
这个心态有名字。1931 年鲁迅就骂过：友邦惊诧论。
九一八之后学生赴京请愿抗日，国民政府通电说”友邦人士，莫名惊诧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”。鲁迅往死里打：日本人占东三省、枪毙人民，友邦不惊诧；学生请愿有一点纷扰，友邦就惊诧了。把外国人的情绪反应当成约束本国人的最高准则，这就是奴性。
九十五年过去，外壳换了，内核没换。变的只是主体：1931 年是政治当局在执行友邦惊诧论，今天是资本在执行。DeepSeek 说”洋人看不懂”，阿里说”不欢迎中文”，Manus 用英语开发布会，魏建军摆学生姿态——没有通电，没有警察，但外部中心的评价标准，同样被内化成安排自己人尊卑的最高裁决。
国民党为什么是反动派？不是因为它弯腰的姿势难看，而是它的政权基础在外部中心手里——合法性、军援、财政都靠洋人，所以它必然替友邦执法。反动是病根，友邦惊诧论是症状。
政治主权解决了，评价主权还没有
空间站为什么敢全中文？因为它不在别人的体系里运行：没有外国股东，不上市，不需要西方期刊盖章。它的”好”由中国的航天任务定义，外部认可只是锦上添花。它的中文优先，是政治主权完整加评价体系自主的产物。
而国民经济的主体——公司、资本、市场——生存条件还嵌在外部中心主导的体系里：融资靠美元基金，退出靠纳斯达克或者卖给美国巨头，学术评价看 arXiv 和英文顶会，生态在 GitHub。它们的”好”还需要别人盖章，腰自然直不起来。
所以这条分界线画得很清楚：谁的”好”需要外部盖章，谁就必然渴望临幸。国民党倒台快八十年了，买办阶级也消灭了，但这套心态还在——因为政治主权 1949 年就解决了，评价主权至今还在拉锯。
不过这只解释了一半。
心态比结构更顽固
另一半是：有些人弯腰，不是因为靠洋人吃饭，而是膝盖已经弯惯了。
批评空间站”不国际化”的那批国内网友，不靠 NASA 吃饭，不拿美元基金，弯腰没有任何生存压力——纯粹是心态内化。更讽刺的是，国内批评者用的词，和 Quora 上洋人的问句几乎一字不差：外部中心的规训，被原封不动搬进来当了自我审判。
因为这套心态有自己的再生产线：
- 教育：英语是”素质”的核心指标，英文好等于能力强，汉语好等于”只会应试”；
- 媒体：诺贝尔、奥斯卡、西方榜单是默认的最高认可；
- 学术：SSCI 和英文顶会决定职称，中文期刊次一等；
- 家庭：送孩子出国、拿外国身份，是成功的标志。
一个人从小被这条生产线加工，哪怕进了完全自主的体系，默认反应还是”英文才国际化”。
把结构和心态摆成四个格子，样本就各归其位：
| 心态自觉 | 心态内化 | |
|---|---|---|
| 结构独立 | 空间站、龙芯 | 批评空间站的国内网友 |
| 结构依赖 | 想站直暂时站不直的人 | DeepSeek、阿里、Manus |
最没救的是右下角，最气人的是右上角：明明不靠洋人吃饭，膝盖却是软的。结构决定能不能站直，心态决定想不想站直。骂心态容易，改结构难；但结构改好了，心态也不会自动消失——它得靠评价体系一代人一代人地重构才能换掉。
给数学加冕
这条生产线在教育现场有一个最微观、也最荒诞的样本：用英语上数学课。数学本身不需要英语，但学校需要向外部评价体系证明自己”国际化”。于是英语不是用来教数学的，是用来给数学”加冕”的——暗示英文才是高级知识的载体，汉语只配当后台语言。这就是”友邦惊诧论”的课堂版。
老师累、学生累，因为他们是这场表演的承重墙。用非母语教抽象学科，认知负荷是双重的：老师要同时处理数学逻辑和英语表达，学生要同时解码语言和概念。数学概念尤其依赖母语锚定，抽象推理、证明、应用题，都是。条件不成熟就用英语上数学，结果往往是数学没学透，英语也没学好。真正的内容与语言整合学习（CLIL）需要极高的师资语言能力、学生基础、教材和评估配套，不是把中文教案翻译成英文就能上的。大多数学校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但还是要上——因为不上就”不国际化”。
谁在看表演、谁在开心？学校领导要国际化政绩，家长要”高级”的面子，教育部门要改革亮点，外部合作方要看到顺从。这些人不承担课堂里的认知负荷，他们消费的是符号：英语授课、双语班、国际课程、外教比例。老师和学生是演员兼道具，戏散了，留下的是疲惫和夹生知识。
这和广电禁英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：广电以为禁掉几个字母就能保护母语，学校以为把数学课换成英语就能国际化。前者是符号层面的防守，后者是符号层面的献媚，两者都不碰真正的评价体系。数学课该用什么语言，本应由教学效果定义；空间站该用什么语言，由航天任务定义。但当英语在升学、评估、排名中权重极高时，学校就会用”英语上数学”来证明自己接轨。这不是教学选择，是信号表演。
别忘了，中国数学教育本身是有优势的，这个优势是用汉语思维和汉语教学体系打出来的，不是用英语包装出来的。真正的国际化，不是我们把数学翻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看，而是外国人学汉语来学中国数学。用英语上数学，等于把自家的长板拆下来，套进别人的语言框架里，再向别人证明”我也能”。
要减少这种表演，不是简单禁止双语教学——那是又一个广电式禁令。出路只有一个：把英语从教育评价的核心信号位置上挪开。高考英语降权，双语教学去指标化，学校评估不再把英语授课比例当国际化硬指标，学校才会按教学效果而不是按表演效果来选择语言。只要英语还是那个能”证明国际化”的信号，学校就会继续用英语上数学：老师继续累，学生继续夹生，看表演的继续开心。
谁的语言可以牺牲
学术现场也逃不开这条线。王虹，菲尔兹奖得主——中国籍数学家的第一次获奖就有她一份——在清华开讲，先问了一句”可以用英文讲课吗”，满场学生答 Yes；获奖后接受央视采访，全程英文，几乎没说一句汉语。
替她辩护的理由都是现成的：前沿数学的术语体系是英文的；现场有外籍听众；她长期在海外工作，习惯了。每一条单看都成立，合起来却指向同一条默认规则：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可能听不懂，全场中国人就该切换成英语；而中国人听不懂英文，从来不算问题。
这条规则有多不对称，摆在一起就看清楚了：美国学者在巴黎讲学，不会因为有中国听众就切换成汉语；法国学者在清华讲学，不会因为有中国听众就切换成汉语。只有中国学者在中国讲学，会因为几个外国人，把满场中国学生晾在他们的第二语言里。这不是国际惯例，这是等级制。
再看那句”可以用英文讲课吗”。她问的不是”你们希望用什么语言”，而是”你们介不介意我用英文”。学生答 Yes，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英文，而是在那个场合说 No 需要太大的底气。这不是选择，是等级制下的顺从。
所以对这件事的判断是：普遍、可解释、有其结构原因——但不正常。一个中国学者，在中国大学，给中国学生讲数学，默认语言应该是汉语。有外国听众，配翻译、发英文讲义、提供英文版录像，都是现成的办法——只可惜，从没人肯为听不懂英文的中国学生想这些办法。
谁的语言舒适度被默认为需要照顾，谁的语言舒适度被默认为可以牺牲——从 DeepSeek 的”洋人看不懂”，到王虹的讲座，问的都是这一个问题。王虹不是病因，是症状。而这件事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：它不正常，恰恰因为它太”正常”了。
杠杆在高考
动哪里？结论很明确：首先动高考英语。
先看反例，就是上一节提过的广电禁英文。NBA 必须说”美职篮”。改成了吗？没有。因为它改的是符号，不是信号。观众知道美职篮比 CBA 水平高，不靠字幕拼法，靠比赛质量。符号禁令没有传导链条，被嘲讽一轮就消解了。
高考不一样。高考是中国全社会共享的人才定价系统，企业招聘、考研、公务员筛选的逻辑全部和它同构——中石油秋招把四六级写进了应聘的基本条件：本科生要四级，研究生要六级，一个都绕不开。英语的主科地位，就是”英语好=能力强”这条等式写进国家制度的地方。
高考把英语从主科拉下来，等于向社会重新定义：英语能力不再是人才的核心维度。这个信号会顺着录取、考研、职称、招聘、家庭教育一路传导下去。企业不是被要求改招聘标准的，是跟着信号走的。广电改的是符号，高考改的是信号；符号会被反弹，信号会被追随。
这就是为什么是”首先”：高考是”外部中心=高级”这条制度化生产线最上游、最可政策干预的节点。下游降权而上游不松绑，信号就会混乱，事倍功半；上游一动、下游跟着动，才是四两拨千斤。
也正因如此，反扑才激烈。高考英语是一条产业链的源头：千亿培训产业、留学中介、靠 SSCI 吃饭的学术精英、拿英语当筛选惰性的人事部、把英语当阶层护城河的家庭。动高考英语，同时动了所有人的蛋糕，还抽掉了”西方=高级”这座等级制的锚点。
所以判断很简单：反扑越激烈，越说明这个杠杆有效。没人反扑的改革，通常什么也改不了。容易改的都没用，有用的都难改。
尾声
真正的平视其实很简单：你夸我，我收下；你不夸，我不塌。我的母语社区，永远有座位。
空间站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：想合作的，会来学汉语——欧空局的宇航员苦练汉语，还在天宫飞越中国上空时引用《兰亭集序》；不想合作的，会骂你”不国际化”。这两票，本来就不需要同时争取。
三年前我写过谁在害怕英语主科地位消失，拆的是反对者的话术。更早的 1976 年，《红旗》上就登过要反对洋奴哲学，骂的是同一种弯腰。半个世纪过去，洋奴哲学没死，只是从当局转移到了资本，从通电变成了文档策略和招聘门槛。
附：与 DeepSeek 就此话题的完整讨论见分享链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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